在经历近500天的蛰伏之后，番禺垃圾焚烧项目重新复活，并最终演变成群众参与的政府多选题。这个结果的产生虽然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但也应该说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即使在不得不接受的选择之上，公众还存在诸多疑问。尤其是佛山政府的介入，让原本少许波澜的水面，泛起更多的浪花，并引发大众更多的想象空间和对改变的希望，也让此次的选择结果更具变数。不过最终结果会如何，仍将取决于多方力量平衡的结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地是，所谓选址难题，说到底，本质就是牵扯其间的各方力量的博弈。

1、填埋、焚烧等路线之争

在垃圾处理领域，其实一直有两个路线之争：填埋或者焚烧？

目前世界上处理垃圾主要有3种方式：卫生填埋、堆肥和焚烧资源化利用。由于政策、资金、技术等因素，我国许多地方所编制的垃圾处理方案大都采取填埋方式。据新华社报道称，中国除县城之外的668个城市中，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1/4已经无垃圾填埋堆放场地。而全国垃圾处理量的70%以上为填埋。

垃圾填埋，相对处理费用较低，但另一方面却加剧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尤其在一些土地珍贵的区域，建占地面积巨大的垃圾填埋场似乎也一道棘手的难题。

广州市环卫局环卫处处长鲍伦军称，从2004年起垃圾日产量每年约递增5%，增幅过快导致著名的兴丰垃圾填埋场使用寿命提早8年结束，预计最多只能延续到2012年。

北京，市政管委主任负责人公开表示，再过不到5年年，北京市基本无地可埋垃圾。

上海，生活垃圾高峰时每天可高达2万吨，且仍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

由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提供的南京江北垃圾焚烧厂建设环评报告简本中透露，以人均生产垃圾产量年增长率4%测算，2010年南京市将日产垃圾5378吨，市区垃圾卫生填埋场将无地可埋。

另一方面，生活垃圾填埋处理虽然把垃圾埋了，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造成了严重的二次污染，直接威胁到空气、土壤、地下水和饮用水的安全，即“集中污染、立体污染”。 近年抽样调查显示，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所在地的地下水污染已有86%超过国家标准。

堆肥处理虽然达到了一定资源化目的，但堆肥量太大、养分含量低，长期使用易造成土壤板结和地下水质变坏，垃圾堆肥规模也难以做大。

所以一些专家认为，相比来说，垃圾焚烧应该是垃圾处理的终极手段。他们认为，垃圾经过焚烧处理可使垃圾资源化利用，同时节约了大量的土地资源，焚烧是人口密集、土地缺乏大城市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向。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曾在2009年的两会上表示，垃圾焚烧和发电技术，在国外已有三四十年历史，非常成熟，是垃圾处理的方向。福州市人大副主任高翔在多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科学焚烧处理、循环综合利用是推进当前我国城乡生活垃圾统筹规划无害化处理的最佳方案。

焚烧处理是将垃圾置于高温炉中，使其可燃分子充分氧化的一种方式，产生的热能再用来发电和供暖，垃圾焚烧具有减量化最彻底、无害化程度高、资源利用好的显着特点。

据悉，目前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活垃圾大部分均采取焚烧处理再利用。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欧盟大部分国家的70%—80%的生活垃圾均焚烧处理。

不过这些理由并不能说服反烧专家。垃圾处理专家、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填埋场关键要有‘国标’，而焚烧厂，它是目前垃圾处理的主流之一，不是最好的，更不是唯一的。”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是国内坚决反对垃圾焚烧的代表人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没有分类的混合垃圾，怎么烧都不行的，只有在真正搞好垃圾分类的前提下，剩下都是可烧的垃圾，但不管怎么烧，还是会有二噁英。”

“国内很多焚烧厂，实则为变相的‘小火电’，虽然已有不少贴上‘绿色能源’的标签，但实际仍然是消耗能源的大头。”

2、遵从民意还是官方意志

而此次番禺垃圾焚烧选址征集民意，理论上可望避免“先斩后奏”再次引发民意强烈反弹而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但是，因为“要不要烧”的官民纷争一直没有熄火，“五选一”只是政府单方设置的步骤，让人很难对选址推进乐观。

尤其是上次风波发源地的大石会江村选址仍列其中，且在官方提供的“五选一”排列表中位居第一位，番禺华南板块住户即刻提出“为什么不再讨论垃圾处理方式”、“能否保证满足敏感区范围内75%以上群众同意”、“焚烧发电如何监管”、“为什么不在区政府旁番禺广场建让所有居民信服”等一串质疑。

居住在丽江花园的“巴索风云”等人连日来不断向番禺区政府发出呼吁：“怎么确定这五个地址的，规则必须先公开！”

对此，政府解释，公布5个备选点，就是要听取民众对各个备选点的意见。收集意见的时间长达两个月(从昨日起至2011年6月15日)，希望广大民众在这段时间充分表达意见。在广泛征询意见的同时，他们还积极发挥区人大代表和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作用，认真组织专家进行论证，综合择优选址。暂缓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建设期间，番禺区为全面掌握民意，多渠道收集专家市民建议，公布了城管区长专线等5条意见收集途径，“市民意见赞成焚烧多过填埋。”

巴索风云表示，这一比较既无意义也难以让人信服———因为没有公布这个调查的人群构成情况；没有公布反对垃圾焚烧的人数；反对垃圾填埋并不代表就是支持垃圾焚烧等等，都会让这个所谓的大打折扣。另一个重要的是，在2009年2月，政府邀请的专家论证会后，唯一反烧的赵章元公开发表文章指责论证会打压不同意见。

有专家指出，政府此次为何如此费尽心思地代表民意，在“垃圾围城”的现实困窘之外，“因为末端是项目，政府更重视。”

而新快报则直接给出了其背后可能的经济算盘：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垃圾处理费补贴和上网电价收入是垃圾发电厂成本补偿和利润的主要来源。按每年6亿元补贴估算，广日集团特许经营25年的广州垃圾发电项目，总共可获得150亿元补贴。此外，国家为扶持再生能源项目，除保证所发电力全部收购上网外，每度电还补贴0.25元，同时免征增值税、减免所得税，按现值估算25年共可获得347亿元收入。广日集团从垃圾焚烧和售卖电力两项合计可获500亿元收益。

3、无害解释以及邻避抗争

所谓“邻避抗争”，指当垃圾焚烧厂远离自己居住区域时，它会被看作具有公益性质的基础设施；而当这个设施落户居民周边地区时，它就会被看作是个毒气工厂，而遭到居民激烈反对。

在此次事件中，就有部分专家指出，垃圾焚烧场之所以选址艰难，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邻避抗争”。其实二噁英被妖魔化了，垃圾焚烧并没有公众认为的那么有害。

美国卡万塔中国区副总裁舒成认为：“如果比较二噁英产生的量，那么烤肉产生的二噁英比垃圾焚烧高1000倍。：他认为，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量很少，危害也很小。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徐海云曾撰文：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厂对附近周围的环境影响最显著的是垃圾车运输可能带来的噪声和异味。所谓二恶英问题，现代的技术手段已经能够解决。

“目前我国大型垃圾焚烧炉的技术水平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国外技术较好的垃圾焚烧厂直接就建在居民区和生活区内，日本的垃圾焚烧厂旁边就是小学和幼儿园。”中国固体废气物研究所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的聂永丰教授说。

对此，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调研部主任张伯驹并不认同：“二噁英是致癌物，能否控制大家心里没底，公众很难因为推动垃圾焚烧的政府部门一方和相关学者的简单承诺，相信无害；其次，就算能承诺将有害物控制到一定的量，以现在的管理和操作水平，公众的普遍反映是不太能够相信，而且一旦操作出现问题，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出，是不可逆的。第三，有学者担心，垃圾焚烧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昂贵的垃圾处理选择。”

而反烧派代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认为：“即使是很先进的焚烧炉，能达到所谓“欧盟标准”，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二噁英拦截到飞灰或炉渣中，也增加造成土壤污染的机会。”

基于此，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公众对垃圾焚烧项目进行“邻避抗争”是非常合理的。“从技术上讲，垃圾分类还没有执行到位就贸然搞垃圾焚烧，一方面不精明，另一方面也是有危险的，不同的垃圾一起烧，可能排放更多的二噁英。”

事实上，这样的理论阐述并不能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博弈改变，赵章元最后从公开呼吁反烧到最后低调的进行嘲讽，就是一个无奈的现实结局。因为对于可以设立选择题以及拥护其的一方，他们要么觉得给公众选择就是尊重民意，或者公务繁忙抽不出时间，或者直接不屑于解释，或者也因为节省开支的考虑等等，最终的结果就是，公众最关注的有害担忧，被一些冰冷专业、公众难以体验和理解的数据或理论驳倒。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佛山政府被无意涉入。当一个政府以维护自己的利益理由面对另一个政府的选择题时，其结果，自然让公众有了更多的期待。更值得一提的是，10年前，广州大坦沙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迁址遭到南海反对，最终选址改为李坑；而顺德曾于2002年计划在五沙建垃圾焚烧厂，由于靠近番禺大岗，番禺方面通过广州市政府提出反对，顺德最终撤下了该项目。在此基础上，按照2009年签署的《广佛同城化建设合作框架协议》，两地建立了环保专责小组联席会议。因此，佛山对广州垃圾焚烧厂选址提出异议并不唐突，符合程序。按照以往的经验，如果反建的声音足够强硬，政策有可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