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述的内容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博弈力量的角逐，在看到公众力量增大的同时，也看到了政府及其支持力量的强硬，当然，另一个参与博弈的政府力量介入，可以适当平衡博弈的局面。但归根结底，要想让博弈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结果，还需要寻求根本利益上的一致。

根据一些参与意见表达的公众代表解释， 2009年番禺会江居民那次众所周知的反弹，从来就不是针对“在会江建垃圾焚烧发电厂”，而是反对垃圾焚烧本身。不是公众因为“邻避抗争”的自私，而是他们基于自身利益而推动的公益诉求。如是，那么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同公众利益保持一致，自然是其行事的基本，也是最终解决博弈矛盾的根本出路。

而实际上，也只有在保持这样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才可能有问题结局的根本出路，或者基于既定现实基础上更多的方法探讨问题解决之道：

1、给公众以更多知情权和选择权

如果公众的反对仅仅因为“邻避抗争”，垃圾焚烧真的无害或者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有害，对于维稳为政治任务的政府来说，应该有更多的理由去向相关公众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帮助他们体验，或者以一种更切实可行的方法去促进谈判的双赢。而不是强制地给大家一个选择题。

“巴索风云”等参与事件对话的公众表示：政府应该把“真相”说出来，为什么不能填埋了？为什么有些焚烧不会有危害？另外，能否引入第三方监督，建立社会参与机制，不能由环保局一家说了算。

而对于希望参与项目的企业来说，从时间成本上来说，他们也有一定的动力去配合政府完成让公众知情的工作，可事实是，这样的工作不是多了，是显得太少了。为什么？这也许正是引发更多质疑的诱因。

2、以切实的行动完善焚烧的条件

在众多发烧的理由中，最主要的观点就是，不是焚烧本身不好，也不是焚烧没有填埋好，而是目前状况下，焚烧的条件不具备，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风险。

参与事件对话的公众代表“巴索风云”表示：“讨论焚烧时很迅速，但关于资源回收、源头减量等，却没有详细计划、目标和方案，连最迫切的厨余垃圾处理厂都不是先行考虑，还是想一烧了之。”他们告诉媒体：“我们其实不是反对焚烧，因为中国没有做到垃圾分类，所以焚烧不可能做到可以焚烧的焚烧，最后只会像今天的填埋方式一样，采取混合填埋，这样的害处太大了。”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在前端垃圾分类收集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贸然建垃圾焚烧项目存在较大风险。

张伯驹表示，“现在国内几乎每一个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兴建几乎都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政府也非常头疼，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来说服居民，如果把这些智慧和人力用在前端，说服居民更好地做垃圾分类减量，将更多的资金投入这方面，我相信带来的效果会好得多。”

综合媒体等公认的观点是，“垃圾分类是安全焚烧的前提”。但广州的现实并不乐观。4月开始仓促上阵的垃圾分类试点效果并不理想，连个分类垃圾桶费用都要物管承担，市民对于作为终端处理的焚烧能够做到废气处理达标更添不信任。而政府要做的，就是扎扎实实第负起责任，从基础做起。让公众看到其诚心和决心。

3、建立公平高效的沟通决策机制

在涉及公众利益的博弈中，要想真正维护公益的目的、实现公平，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之上，还必须建立合理科学的制度保证博弈不会失衡。对此，南方都市报评论认为：

佛山介入广州垃圾焚烧厂选址，从理论上讲，对两地充分评估选址的可行性又创造了机会。两地有协商机制，有成功先例，想必本次会商也不会让佛山空手而归。然而，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就意味着五个选址中已经有四个有很大争议，只剩下东涌镇一个选项。如果真是这样的结果，那么“五选一”的初衷就难以体现，东涌镇居民被迫接受他人的选择，又如何体现公平？

这样的局面下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决定垃圾焚烧厂的选址？民意、政府意志是左右的因素。那么，项目环评的价值是否没有用处？进而要问，如果考虑所有能改变政策走向的因素，又怎样在公共选择上不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即使最终强行压服东涌镇接受项目，东涌镇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李坑村？

经过这么多曲折和戏剧性的场面，我们发现垃圾焚烧厂选址一事仍在原地踏步。也就是说，它必须兑现安全焚烧的承诺，证实是一个对所有人无害的项目。政府如何说服？一方面要自证清白，证明行政系统在建设焚烧厂项目上除了公益再无私利，从来不存在利益输送；

另一方面，要突破现有的地方决策，而应该适应环境问题的特点，照顾到涉及方，建立城际或更高一级的沟通、管理及协调机制。在官方的共建框架之外，建设官民对话机制，这个机制应该比居委会更有效率。在进行区域协调的过程中，如何确保不同区域的民意得以完整表述并最终达成共识的问题。而这需要尽最大可能地让整个过程透明和公开进行，包括焚烧项目建成投产之后的全程监控，有必要尝试由所在地居民组成独立的民间监管机构。

同时，在博弈之中，还必须建立一个须基本的可共同认可并需共同遵从的原则或条件，比如环评否决制度等。

4、探索合理的补偿建设方式等

即使如政府所言，垃圾焚烧没有危害或危害很小，但在大众疑惑难以解开之际，也不能以强力、暴力的方式进行项目推进。而更应该探索更多合理的补偿方式来平衡公众心里或利益损失，以曲线救国的方式实现公益目的。

比如有企业为了平衡焚烧厂附近居民的情绪，联合政府相关部门，免费为居民提供供暖等补偿性质服务。有些地方及企业也试图学习外国，在垃圾处理厂周边建设成公园，以平衡居民的环境感受。广东省政协委员邓向端在去年广东省“两会”期间递交了详细的提案，建议在广州建设大型生态公益林场，并在林场中央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让“电厂林场墓园共处”。

“巴索风云”认为，目前政府更应该花大的力气完善垃圾分类流程。“政府尤其要集中精力处理厨余垃圾，因为厨余垃圾占的比例最大，将厨余垃圾分拣后，可以采取堆田等方式进行处理，从而减少焚烧的总量。”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科学院院长陈勇是广州应该建垃圾循环处理园区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介绍，建垃圾循环处理园区，广州还在概念研究阶段，“但起码广州市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陈勇介绍，所谓垃圾循环处理园区，就是将垃圾预处理、资源化循环利用、终端处理系统以及相关环保产品和装备业、环境监测管理、环保服务业、投融资体系都集中于一个工业园内，通过这套循环系统，城市生活垃圾中的80%都可以回收，剩余的垃圾再进行焚烧或填埋处理。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虽然垃圾循环处理园区尚处于概念阶段，但由于其潜在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利益，已经成为各方资本追逐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