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利好政策与规划的驱动下,我国垃圾焚烧行业持续走热,各地垃圾焚烧项目的上马速度明显加快。据统计,2013年1~6月,全国垃圾焚烧项目招标数量为80个,较去年同期增加近2倍,今明两年将有逾700亿元的垃圾焚烧项目开工建设。
与此同时,有关垃圾焚烧的争议甚嚣尘上,抗议行动愈演愈烈。日前,针对广州市第五资源热力电厂(花都垃圾焚烧项目)拟选址狮岭镇事件,当地数千人上街抗议。上访、联名、撰写报告、“散步”……近年来,垃圾焚烧厂项目的选址与开工饱受公众的质疑与反对,并往往从单一的环境维权,酿成社会公共事件。面对“汹涌”的民情,垃圾焚烧该何去何从?




2013年7月
广州
花都区狮岭镇13个经济联社数千人上街“散步”,抗议政府在垃圾焚烧项目上与村民“零沟通”,目前选址尚在论证中。
2009年7月
广州
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周边小区居民和厂址所在的会江村村民一行数百人集体前往广州市政府上访
2009年8月
北京
发生群体性抗争活动,一些群众自发组织车队或在论坛发贴反对建设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
2009年4月
上海
江桥垃圾焚烧厂周边敏感地区居民在垃圾厂门口抗议并悬挂标语,称“团结起来,为生存环境不被恶化而抗争”
2009年2月
南京
五千多居民联名反对建设南京天井洼垃圾焚烧项目。随后,几名市民将江苏省环保厅告上法庭
2007年6月
北京
六里屯垃圾发电厂受到了强大的民意阻力而被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紧急叫停
清远居民万人签名反对垃圾焚烧厂建在清远边界,村民多次上访广州城管委表达改址诉求,选址重新论证,目前尚未确定。
2012年6月
广州
万人街头抗议吴江垃圾焚烧发电厂投产,投资3亿多的垃圾焚烧厂在点火试运行之际被当地政府紧急叫停。
2009年10月
吴江
数百居民聚集工地反对建设白鸽湖垃圾焚烧项目,市规划国土委回应新选址将尽可能远离居民区
2009年5月
深圳
垃圾厂周围居民拦路堵截垃圾车,迫使处理厂运转失灵,长的垃圾堆堆在路上
2009年4月
郑州
朝阳区上千民众发起请愿活动,反对在高安屯垃圾掩埋场再兴建垃圾焚烧厂
2008年8月
北京
“邻避效应”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嫌恶情结,甚至激起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或抗争行为。
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城市,正在遭遇“垃圾围城”之痛。 住建部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目前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北京市日产垃圾1.84万吨,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长度接近50公里,能够排满三环路一圈;上海市每天生活垃圾清运量高达2万吨,每16天的生活垃圾就可以堆出一幢金茂大厦;广州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也多达1.8万吨……更多>>
目前世界上处理垃圾主要有3种方式:卫生填埋、堆肥和焚烧资源化利用。长期以来,我国主要采取填埋方式处置生活垃圾,占用了大量土地。由于各城市垃圾产量的快速增长,多数垃圾填埋场已处于饱和甚至超负荷状态,无法满足需求,从而造成了垃圾无处可埋的状况。
能够将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处理的焚烧处置方式越来越受政府和业界关注。焚烧是人口密集、土地缺乏大城市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向,垃圾经过焚烧处理实现资源利用同时节约了土地资源。因此,作为垃圾处理的有效方式之一,垃圾焚烧发电得到国家的政策扶持,焚烧处理设施在垃圾无害化施中的比例逐年增加。更多>>
但垃圾焚烧一直在争议中蹒跚前行,垃圾焚烧项目的选址与开工不断遭遇当地民众的激烈抗议,成为困扰我国垃圾焚烧产业发展的难题。以广州为例,多个垃圾焚烧项目在民众抗议下几番暂缓或重新选址,预计明年全市垃圾填埋场将基本饱和,届时将有约3/4生活垃圾面临无法处理。更多>>


垃圾焚烧,究竟是否是化解城市与垃圾矛盾的一条必然出路?政府、专家和公众各执一词,垃圾焚烧事宜成为各种观点交缠的漩涡:一方面,一些专家支持垃圾焚烧,认为我国人口聚集度高,生活垃圾产量大,垃圾焚烧是解决城市“垃圾围城”的主要出路,而且从技术角度考虑,若规范建设和运行焚烧厂,能够保障环境质量。另一方面,“反焚烧派”专家则认为,焚烧不是一种最好的、科学的垃圾处理方法,焚烧所产生的污染不可避免,不管排放控制多好,总会产生一定量的二噁英。 另外,在一些公益组织的发起和倡导下,很多民众认为垃圾焚烧会产生大量二噁英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会导致周边居民罹患癌症。公众对二噁英“谈虎色变”,并因之发起各种抵制运动,积极反对垃圾焚烧。但世界卫生组织等披露的研究称,二噁英若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影响。二噁英的毒害性是否被妖魔化?
北京市环境卫生设计科学研究所所长 卫潘明
据联合国环境署的调查,采用欧洲标准的现代垃圾焚烧厂,二噁英产量与其它行业相比可忽略不计,森林大火、金属冶炼、工业锅炉、甚至家庭壁炉产生的二噁英都比焚烧厂要高。现代焚烧厂可有效控制二噁英的排放。更多>>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聂永丰
二噁英存在于世界各地及各种环境介质中,包括空气、土壤、水以及食物等。根据国内外研究成果,正常环境的二噁英接触总体上不会影响人类健康。现有的多数垃圾焚烧发电厂均达到了我国排放标准要求,二噁英的排放在控制范围之内。更多>>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白良成
二噁英排放从技术上是可控的,现有的先进垃圾焚烧技术完全可以控制二口恶英的排放量,焚烧炉的温度高于850℃垃圾燃烧完全,能够有效控制二噁英的产生。更多>>
虽然关于垃圾焚烧的争议尚无定论,但垃圾焚烧引发民众纠纷的根源越来越集中于政府对信息的"管制"。政府在强大的民意压力和维稳大局下,投鼠忌器,大失章法,并多试图瞒天过海,反引来更多的民众质疑。由于信息公开度与项目建设的公众参与度不够,公众对垃圾焚烧项目、对政府决策的信任度降低,对焚烧可能造成污染的疑虑不安与日俱增。
我国仅三成垃圾焚烧厂公开排放数据
2013年4月,芜湖生态中心等三家环保非政府组织发布《122座在运行垃圾焚烧厂信息申请公开报告》称,我国在运行的垃圾焚烧厂存在信息缺乏主动公开且难以获悉,污染物排放超标屡见不鲜等突出问题。显示,全国在运行的122座垃圾焚烧厂仅有42家提供污染物监测数据,其余均以种种理由搪塞或拒绝公开。更多>>
《关于加强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
2013年7月发布,要求各级环保部门应按照“谁获取谁公开、谁制作谁公开"原则公开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内容为重点污染源基本情况、污染源监测、总量控制、污染防治、排污费征收、监察执法、行政处罚、环境应急等八大类31小项,以政府网站作为信息公开的重要平台,设置专门的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栏目,保障社会各方面获取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的权益,将排污企业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更多>>
《羊城晚报》:
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引起轩然大波的主要问题在于,一项涉及市民福祉的公共决策官方既无程序意义上的公开解释,也没有流畅的公众参与渠道,致使市民对垃圾焚烧的疑虑与担忧等诉求都没法获得恰当的释放,在多重因素的发酵叠加下而引发风波。
《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五条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第二十一条规定,除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意见。
《中国环境报》: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很少发挥实际作用,从重大建设项目从开始可行性研究,到征求公众意见,往往时隔数年,期间,大多数公众毫不知情。公示时间较短,信息传递不畅,公众直到最后一刻才知晓。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能源法中心主任李艳芳:
法律对于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具体范围和人员结构并无明确规定。含混不清的规定使得使得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不具有可操作性。仅仅依靠这种政策性、原则性的规定不足以保障公众切实的参与权。
垃圾焚烧的“汹涌”民情,折射出我国垃圾焚烧产业还存在较多问题,政府和企业在垃圾焚烧处理中应承担的责任处于探索阶段,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宣传不够科学。因此,面对垃圾焚烧的重重争议,理清政府、企业、民众的各方责任是当务之急,平衡多方权益是重中之重。
在台北北投焚化厂,烟囱顶部一个戒指般的环状设施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北投焚化厂别出心裁设计的焚化炉烟囱旋转餐厅,该餐厅成为台北除101大楼外另一处市民欲登高观光用餐热门景点;除了旋转餐厅,北投焚化厂还有游泳池、幼儿园等设施;早年兴建的内湖焚化厂,同样有游泳池和运动场;在台南城西焚化厂,厂区旁边是一座水上乐园……上述设施,称为“回馈设施”。
“北投厂兴建时,反对声音很大。”傅良枝称,北投原先并没有填埋场,周边风景秀丽。焚烧厂遭到选址地区洲美里的一千多户居民反对。厂方增加旋转餐厅和游泳池、幼儿园等设施,承诺对周边居民全免费或优惠服务;北投厂还从每吨垃圾焚烧费中拿出200元新台币作为“回馈基金”,让当地居民有资金办活动和修建公共设施;对于坚持要走及担心地价贬值的原住民,台北还推出“以地换地”项目,原住民将价值较低面积较大的农用地售予政府后,可获得周边面积较小但价值更高的工业用地产权。多种回馈制度下,北投厂得以顺利投产。
台湾考察垃圾处理见闻
垃圾焚烧是否有危害,目前在台湾已经有共识,民众也已经认可了垃圾处理技术,只有焚烧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台湾采用的垃圾焚烧技术,其实和国内的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而我们新建的焚烧厂,无论在技术和设施上都要先进于台湾的焚烧厂。但台湾经验所依赖的人文环境,客观条件和广州有比较大的不同,使我们不可能盲目地照搬照套台湾经验,只能借鉴和学习,但必须走出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成功。有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