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期以前，由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需求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我国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投资还是单一依靠政府预算内投资。从业人员都是国有事业单位编制，垃圾清扫、收运作业和处理全部由政府财政直接支付，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和监督都由当地政府负责。生活垃圾“处理”的形式基本上就是简易堆放。尽管国内也有一些示范的堆肥项目，但都没有形成规模和成熟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积累。政府对于生活垃圾管理和处理的要求就是尽快清扫出街道，然后找个地方放就可以了。这一阶段的投资主要用于人员工资、清运设备和日常费用等，投资特征为政府单一财政支出，没有专业的规划指导，为粗放式的“应付”阶段。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垃圾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中国的生活垃圾处理在80年代也开始探索专业治理的道路，并有一些项目陆续在经济发达城市开始动工。根据对666座城市调查统计，垃圾清运量1979年达到2508万吨，1980年达到3132万吨，1985年为4477万吨，1990年为6766.8万吨，1995年为10671万吨。从1980，1985，1990到1995年连续三个五年垃圾的清运量分别增长43%、51%、58%，垃圾产量的飞速增长使城市政府开始探索大规模、专业化处理的道路。在这期间，被专家认为是中国国产垃圾焚烧处理技术与设施发展萌芽的四川省乐山市凌云垃圾焚烧厂于1988年建成投产。1985年杭州市天子岭废弃物处理总场开始选址、设计等前期阶段，1989年开始动工，总投资8500万元，这个处理场是我国第一座依照卫生填埋要求设计，并采用合理的填埋规划和工艺运行的处理场。1988年11月正式投产的深圳市市政环卫综合处理厂成为当时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以上是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这一阶段的投资重点转移到无害化处理环节，并且开始了专业化运作的阶段，但是投资渠道仍然单一，由政府全面运作和实施。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德国、加拿大等国的外国政府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开始支援我国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如北京在1991年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成的大屯转运站和阿苏卫填埋场投入使用，北京的生活垃圾处理进入无害化处理阶段。国家相关部门在这一阶段也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和文件以加大外资投资力度，资金渠道开始拓宽，国债和国外政府的贷款推动了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步伐。同时，政企分开的体制改革也催生了政府控制下的专业公司，全盘运作项目。

　　90年代末至今，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作为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重要投资领域得到了各级财政的重视。在这一阶段，垃圾处理领域又喜遇国内拉动内需的经济政策需求，在1998年向生活垃圾处理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放国债，国债成了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支持了一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

　　随着市政公用行业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经济的发展，作为最为传统的市政公用事业的垃圾处理领域也改变了政府单一的投融资渠道，而走向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渠道多样化的发展道路。从建设需求来看，城市垃圾处理领域也迎来了大规模投资建设的时代，是各投资主体参与的好时机。2002年以来，市政公用事业的开放政策、投资体制改革政策、特许经营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使民营企业和外商等多种资本和力量也开始积极活跃在垃圾处理领域，主要是以项目融资的方式建设垃圾处理场。这股新生力量不仅能够解决部分资金问题，还可以带来新理念与新技术。截止到2005年底，大约有260个城市实行了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约占城市总数的40%。部分城市已经逐渐开始在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通过招标方式，选择投资、建设、营运主体，并且鼓励国内外经济实体采用BOT的模式以及合资合作等方式进行投资建设，逐渐形成投融资多元化的格局。

　　从具体的数据来分析，国家和各级政府逐步加大了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十五”期间环境卫生固定资产投资为476亿元（其中垃圾处理为198亿元），比“九五”增加275亿元，是“九五”的2.47倍。“十五”期间列入国家发改委年度计划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项目总计约490项左右（其中计划“十五”期间建成的约290项），项目计划投资约400亿元，其中国债累计投入约100亿元。